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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心理学者们研究发现,人的利他行为很大程度上受到其情绪的影响。而理论上,社会动机与组织公民行为可能存在一定的联系。因此,本论文在中国背景下,采用准实验的方法,以企业员工为研究对象,旨在探讨情绪因素对员工在具体情境下即时的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以及社会动机与组织公民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而丰富组织公民行为前因变量的研究,也为我国企业的管理者们提供一些管理理论依据。本研究提出了关于组织公民行为、情绪和社会动机的7个假设。有80名来自2个中型企业的员工经过严格挑选成为被试,分别属于高-OCB和低-OCB两组,再划分成2×2=4组进行组间实验。研究1使用T检验、方差分析和回归分析对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影响组织公民行为的假设进行检验。研究2使用描述性统计和列联表卡方分析考察了社会动机和组织公民行为的交互关系。研究1发现,情绪因素影响着员工在具体情境下组织公民行为的即时表现。从情绪的角度看,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都能够引起组织公民行为的变化,积极情绪会增加即时的组织公民行为,消极情绪则反之,但是积极情绪的增强效果更加显著。因此一贯组织公民行为优秀的员工在情绪好的时候会表现得更好,一贯组织公民行为不佳的员工在情绪好的时候表现也不逊色。回归分析发现,除了员工一贯的组织公民行为表现之外,积极情绪的变化量是能较好的预测即时组织公民行为的变量,这个发现为企业管理中激发员工的组织公民行为提供了有意义的启示。而消极情绪对即时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不像积极情绪的效果那样突出,一方面说明一贯组织公民行为表现优秀的员工受到消极情绪的干预不大,体现了优秀的职业精神和工作态度。一贯表现不佳的员工在情绪差的时候表现得更差强人意,这可能是受到积极情绪下降的主要影响和消极情绪上升的影响,同样支持回归分析的结论。研究2发现,中国企业员工的社会动机以亲社会型居多,利己型社会动机较少,与西方特点相似,不论组织公民行为或高或低的员工,亲社会型都达到了大多数(60%以上);组织公民行为高的员工中亲社会型的比例更大,亲社会型也比其他类型的员工更可能表现出更多组织公民行为;但社会动机与组织公民行为的交互仅达到0.073的显著水平,因此还不能说明社会动机可以预测组织公民行为,有待今后的研究进一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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