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宋明理学天理人欲问题研究

摘 要
天理人欲之辨是宋明理学中的重要问题，贯穿于理学的本体论、性心论和工夫论之中，并体现着本体、工夫和境界的统一。天理和人欲的内涵，必须从宋明理学的具体语境和独特视角出发才能真正厘清。宋明理学担负着为儒学“造道”即建构道德本体的任务，其思想指向是实现“天人合一”，其本体论范式是“体用不二”，其独特视角是立体超越。
“天人合一”的思想指向决定了理学所建构起来的“天理”，是天命天德天道天心在人生中的落实与具体表现。此道德本体即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天道根源，也是人的道德人格和道德修养之所以可能的内在依据。“天理”流行的过程中，因受形气、习染等影响，在人心中安顿得不好，就出现“人欲”。从人心论上看，“天理”是心术之正、公、中者；“人欲”是人心术之私、邪、偏、陷溺者。天理是人的性命之正，而“人欲”则是心术、动念、动机之不正者。“天理”能安身立命，挺立个体的道德人格，提升个体的道德修养和道德境界；“人欲”则阻碍着个体生命的自我提升和超越。“天理”和“人欲”的关系分为“体用”、“源流”和存有三重向度。在“体用”关系上，在性体层面，只有天理而无人欲；在心体层面，如果是主体性存有论架构，则天理人欲同体而异用，如果是对象化存有论架构，则天理人欲同事而异行；在心之发用上，天理人欲同行而异情。在“源流”上，源头上只有天理，人欲是天理流行之偏差，是天理的反面；在“存有”上，天理人欲不容并立，相为消长，迭为胜负。
从本体论上看，宋明理学对“天理”本体的体证方式有主体性存有论和对象化存有论两种范式。这两种范式即是对“体用不二”的不同诠释模式。北宋理学是挺立天理的阶段，而大程和小程对“性即理”的不同理解又蕴含着以后天理体证路向的分化。在南宋，是天理体证路向的确立时期，作为伊洛后学，胡宏和朱子分别代表了主体性存有论和对象化存有论两种不同的体证方式。陆象山是最彻底的主体性存有论的代表。到了明代，王阳明的心学可以说是两种存有论的融会，不过阳明是以主体性存有论为主来融摄对象化存有论的。
从心性论上看，主体性存有论主要是以胡宏为代表的“以心著性”的性心直贯模式，而对象化存有论则以朱子为代表的“性心情一体三分”之性心分解模式。从工夫论上看，“存天理去人欲”的工夫论，也分为主体性存有和对象化存有两种不同的工夫路向。对于“存天理去人欲”来说，主体性存有论工夫提扬了道德的主体性和能动性，但消减了确定性和稳定性；对象化存有论工夫则增强了确定性和稳定性，但弱化了自主性和能动性。二者是相互补充的。
从境界上看，“存天理去人欲”所追求的理想境界，乃是“私欲净尽，天理流行”，也就是圣人的境界。这也就是理学家所谓“民胞物与”，“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浑然与物同体”的圣人境界。此境界无疑是“天人合一”的思想指向在人生中的真正实现。显然，这只是道德的理想指向，是对人的自我超越和道德境界的内在信念，并不是对人道德行为的外在约束。道德境界不等于伦理规范。因此，“存天理去人欲”既不是禁欲主义，也不是道德严格主义，而是道德理想主义与道德乐观主义。“理欲之辨”的提出体现了理学家“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精神和为民族文化立根基的超越追求。当然也包含了“以德抗位”的深度关怀，“存天理去人欲”包含有对有国有位者心术动念之防范和规劝的意味。
自清代戴震提出“以理杀人”的批判以后，似乎“以理杀人”也就成了对这一问题的主要结论了。到了二十世纪，在批判“吃人礼教”的思想大潮中，“存天理去人欲”自然也成为“吃人礼教”的代表而成为众矢之的。再加之西方哲学思维范式的影响，直到今天，人们对理欲关系的理解角度似乎还停留在五四以来的惯性中。因此之故，学界对这一问题曾经或现在一直存在着误读和误解，比如认为“存天理去人欲”是一种禁欲主义，或者是道德严格主义等等。这都没有准确把握理学的具体语境和理学家的独特视角。在当今时代，理欲之辨仍然具有普遍而重要的意义。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社会道德问题日益凸显。人内心失去了对天理的敬畏，道德坍塌，良知闭隐，见利忘义之事时有发生。亟待唤醒国人对“天理”的敬畏，挽救信仰危机，重建“良知”家园，并增进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哲学智慧的同情理解，涵咏人文精神、培育德性人格和提升道德境界。对天理良知的敬畏，对私心邪念贪念的防检克制，是提升个人道德修养和重建民族文化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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